网络女主播打擦边球 让60万人盯着她换衣服

除这些之外，直播平台还热衷搞些“小动作”。

马伟民透露，“所有的直播平台都在刷粉丝数据，比如播放量仅1万，硬被说成10万。对于靠收礼物营收的主播，有平台假冒金主和用户真土豪‘对掐’，你砸1万元，我就砸1.5万元，来激对方出更高的价码。”

但平台也有“受伤”的时候。

马伟民称，有主播干脆在自己的直播间内打上支付宝账户，跳过平台抽成，私吞收入。如果主播的名气够大，平台对于这样的违规非常头疼，想封杀却不敢封杀，因为仍需要靠他聚拢人气。

此外，不少平台高价挖来的主播，却因更大的诱惑另谋高就在圈内也早不新鲜。

网络主播收到经纪人的微信，提示近期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　　

直播难进行追溯和复查

如何杜绝涉黄涉暴力的直播视频?业内人士表示很难从源头杜绝。

马伟民称，直播平台都会设立一个审核小组，主要针对直播房间进行监察，看有没有一些疑似出位的举动，目前平台会从两方面监测。

一个是关键词，也就是房间名称中带有一些敏感词语，比如脱衣、做爱等。一般来说，违规的词语系统会自动封杀，但如果是打情色“擦边球”，审核人员会重点监控。对于粗话脏话，平台无法有效控制。

另外，审核人员根据房间的PCU(在线观看人数)判断。一般来说，直播情色内容的房间会在短时间内涌入大量用户，导致PCU值剧增，审核人员对于这些流量可疑的房间会重点排查，如果发现违规，会立即封杀。

一家网络直播平台的负责人林女士补充说，还可运用捕捉画面的技术手段监控。涉黄画面在后台数据可以设置，捕捉到了就会从云端把视频掐掉。

女主播SG Anna曾经因为上节目时大尺度露乳沟，被管理监控人员封杀，不过3天后就解禁了。“微露乳沟就不会被管控。”她目前已能把握分寸。

但平台监管漏洞仍存在。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胡钢称，网络直播平台的盈利模式可能会让平台运营疏于监管。另外，网络直播形式的特殊性让不少网络主播存在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寻求刺激。

“事实上，一个直播平台峰值时几千个房间同时在线直播，几个人的团队如何管得过来?由于直播的性质(并非录播)，较难进行追溯和复查。”马伟民补充。

网络法规需进一步细化

国家网信办发言人曾表示，任何在网上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网站、提供淫秽色情信息服务者，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互联网信息管理办法》规定：若涉事主播为平台签约，其行为则应属职务行为，直播平台应该承担管理责任。若主播仅为注册会员，在平台不知情前提下直播不雅视频，其个人将承担法律责任，但若平台知晓却放任不管，平台也应负管理责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建云认为，“除了相关网络直播平台强化技术监管，从源头杜绝问题视频，另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网民用户要提高自律性，不要转载传播。若是遇到这一类视频，网民应该第一时间举报，发挥社会的力量。对于那些为了经济利益而传播淫秽暴力视频者，应该加大处罚力度。”

胡钢表示，网络直播确实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游走在道德和非道德、合法与违法边缘。应该适度规管，既保证传播主流，弘扬正能量的内容，又保证相关个人能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做到公共安全和个人自由的适度平衡。

直播平台和监管部门都要负起责

“网络直播平台乱象源于监管体系混乱和红线标准不明晰。”1月19日，有着十多年网络视频行业管理经验的香蕉影视CEO王珏揭示色情暴力直播频发原因。

王珏曾是电竞行业PLU创始人、Neo TV副总裁。他承认，直播平台如今对于涉黄涉暴力内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对主播管得太严就会流失观众，但这非长久之计。

此外，不止一位法律人士昨日表示，建立分级制度可以作为解决方法之一。

剑湖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子乾强调，面对乱象，直播平台首先得从自律做起。顾子乾认为，一方面，应强化监管部门对网络直播平台及类似的自媒体直播的约束，网站对于主播的提成等等必须在审查内容不违规后支付。

另一方面，推行网络直播平台、投资人、经营团队核心成员、网络主播四方面主体的网络文明信用制度，对“打擦边球”次数或社会影响程度超过一定数量的个案，要同时将上述四方面主体拉入黑名单，给予同样的“禁赛期”;而对于严重挑战监管规定、法律要求，并引发极其恶劣社会影响的个人，应当对上述四方面主体均给予“终身禁赛”处罚——企业吊销执照;相关人员则终身禁入网络传播、新闻传播、出版、广电等相关行业;对于涉及色情暴力的主播应当禁止其再进入该行业。

就政府层面，多部门如何配合监管到位也值得关注。

顾子乾介绍：“现在管理网络的主要是通信管理部门、互联网新闻宣传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以及文化部门、广播电影电视管理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

他建议：“未来，负责网络犯罪的还必须是公安部门，建议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设立专门的监督单元，然后进行有效对接，签订信息开放协议，减少地方部门与网络平台的‘隔空喊话’。这次就出现江苏网警微博喊话斗鱼直播，事实上斗鱼是注册地在武汉的公司，所以公安部内部可以设立大区的网络监管部门，如果发现违规现象，可以第一时间追究到平台的责任。”

立法对“色情”定义较难

除了通过各方监管防控色情暴力等内容，网络分级制或许是一帖解药。王珏认为，“网络支付已如此发达，分级制度执行起来应该不存在技术瓶颈，比如网络实名制。”

不过，上海市人大代表金可可对此持谨慎态度，“应该在进行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再进行局部的实名制和与之伴随的分级制。”金可可表示，局部的实名制例如上视频网站观看类似女主播等内容的实名制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互联网经营者的义务。”

顾子乾补充说：“除了分级制度，还可实行‘黑名单’制度，通过设置，实现限制访问带有违法信息内容的网站。”

金可可建议，完善互联网立法的同时，有关互联网管理部门也应该更有责任心，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也有网友疑惑法律法规对于色情的定义是不是不够具体，导致网络直播频打“擦边球”?顾子乾称，认定网络色情传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涉及到传播内容是否具有诲淫性，但无法像毒品一样客观量化，这涉及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同的成长环境、年龄段和知识背景都会导致差异，因此难有相应的鉴定程序。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沈亮解释，“色情”本就是个模糊概念，下定义是很难的事，立法者、司法者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来源：澎湃新闻)